若是正常攻城略地，为了不贻误战机，军队只会在沿路遇到村庄的时候扫荡一番，抢掠些粮食物资。

  但现在不是正常的攻城略地。

  不仅攻打长平郡的赵军，其他五国盟军也在城池下消耗了一番饥民的数量之后，就派人绕开城池，遍地扫荡秦国的村庄，杀人，抢粮，烧田。

  有些地方已经春耕，甚至已经长出来青苗。

  饥民不仅吃掉了青苗，还把已经发芽或者腐败的种子都刨出来吃掉。

  熬过蝗灾，已经长出嫩叶的草木也没有逃过饥民之口。

  这些都能果腹。

  五国盟军除了大多是贵族私兵的精兵，给新征的兵卒口粮很少。他们把国内饥民带到秦国，就是让他们就地找寻食物。

  五国地上的植被都快被吃光了。秦国因蝗灾防范及时，又有蜀郡和南秦咬着牙供粮，朱襄、子楚到处平息粮价，所以秦人还没有沦落到吃草根树皮的地步。

  没有吃草根树皮，草木到了春季便焕发了新绿。

  现在，这些都成了五国饥饿兵卒的食物。

  连同伯夫在内的守将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  五国盟军图穷匕见，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，只能守住城池和交通关隘，无法救援村庄。

  因为村庄太散了，又很难与他们及时联系，他们就算想救援，也不知道去哪一处救援。

  去年秋冬刚经历了蝗灾，秦人在今年冬季再次遭遇了“蝗灾”。

  这蝗灾可比去年的蝗灾还可怕。去年的蝗灾不会杀人，不会把草根树皮和地里的种子都啃光，不会烧掉他们的房屋。

  更令这些秦人心情绝望复杂的是，自己原本也不是秦人。

  秦国现在与五国交界的边境，都是从秦昭襄王开始新打下来的。

  这里的人，都是在这十几年间从包括已经灭掉的韩国在内的六国而来的移民。

  所以比起秦人，他们其实和五国人更亲近。

  特别是刚被打下的颍川韩国故地。

  韩国与四国比邻，现在它是魏国和楚国联军最主要进攻的战场。

  韩国旧贵原本准备在五国盟军攻打韩国故地的时候叛乱。

  因为秦人在韩地防范蝗灾，又给韩人运粮减轻灾荒，让一些底层韩国士人被分化到了秦国这一边。秦军又驻扎得较多，韩王还背刺他们，所以计划受阻。

  当魏国和楚国攻打韩地之后，连韩国旧贵都说不出投敌的话了。

  他们发现，魏国和楚国根本没想打下韩国的城池，而是想毁了这里。

  秦王子楚没有强制收取态度较为温驯的韩国旧贵的资产，现在韩地中最肥沃的土地还是韩国旧贵的。

  所以魏国和楚国清扫村庄和贵族庄园的时候，受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他们。

  魏国和楚国也在想方设法将瘟疫传入城内。

  城中平民在三年灾害中已经习惯听秦国官吏的话，防范措施做得较为严格。但韩国旧贵可不会听秦国官吏的命令。

  韩国旧贵的卫生条件本来就很好，吃的都是熟食，喝的都是热水，所以他们本人很难被传染上疫病。

  但他们数量较为庞大的家丁就遭殃了。

  因韩国旧贵对秦国官吏的排斥，所以依附他们的家丁和还未全部散去的门客，都要遵循主家心意做事，没有严格执行，甚至故意不去执行秦国官吏的命令。

  疫病专治各种不服。

  各种细菌性传染，即此时人笼统概括的瘟疫，居然最先在韩国旧贵聚集地爆发。

  秦军立刻封锁了韩国旧贵所在的街区。

  若有人想出来，必须先在隔离区住一阵子，待确认没有得病之后才能离开，否则无论身份，一律处死。

  韩国旧贵慌了神。

  他们开始捕杀和焚烧患病的家丁门客，比秦人更加严苛地执行隔离政策。

  没得病的韩国旧贵只要隔离五日就能到达安全的地方。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他们一旦离开了疫病区，就绝对不想让疫病区里的人出来。

  他们踊跃地帮助秦人管理隔离区和疫病区，并将后来者的隔离期增加到十日。

  秦国官吏见状，把疫病区的管理完全交给了这群韩国旧贵，十分信任他们。

  然后他严格要求各个街区的城民不准离开自己的区域，以防疫病蔓延。而韩国旧贵从疫区出来后所安置的区域，就在疫区外围。

  人都怕死。秦国官吏相信这些韩国旧贵，会放下这三年灾荒年中也不肯放下的矜持，积极地为秦国做事。

  五国盟军和秦军全面开战。

  长平郡之战最为惨烈，但在史书中因为没有名将参与，只有寥寥几笔记载。

  蒙骜等老秦将对战赵国老将庞煖，楚国声名鹊起的新晋名将项燕对老牌名将廉颇，这两场战役在史书中记录最多。

  蒙骜对战庞煖这一战，是最典型的秦军对赵军的一战，十分符合曾经赵国马服君赵奢所说的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。

  庞煖和蒙骜的年纪差不多，两人都亲自披甲上阵厮杀，仿佛都要把自己的生命耗尽在战场上。